樊锦诗，女，汉族，1938年7月出生，浙江杭州人，中共党员。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( 敦煌研究院前身)工作，长期从事石窟保护与管理、石窟考古方面的研究。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、研究馆员，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，第八届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。1986年获得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“荣誉称号。2018年12月，获得“改革先锋”荣誉称号。2019年9月，获得“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”国家荣誉称号。2020年5月，被评为”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”。
樊锦诗的清廉家风故事
樊锦诗不知道，大儿子彭予民的中学同学群里，曾围绕她是否是个伟大的母亲，展开过一次激烈讨论。
起因是有人在群里顺手转发了一篇关于樊锦诗的报道，并留言说:“彭予民的母亲真是个伟大的母亲!”大家各执己见，甚至讨论起了伟大母亲的定义，彭予民始终一言未发。多年来，群里谈论任何跟母亲相关的话题，他都当作没看见，在外也从不主动提及母亲，原因很简单:不想沾她的光。
彭予民的行事风格一如母亲樊锦诗。
拒给儿孙当靠山
“父母的是父母的，自己的得靠自己努力去争取”
“要自立，不管生活还是工作中遇到问题，都要努力自己去解决，不能老想着依靠别人，包括父母。”这是樊锦诗的个人风格，也是她一直教给孩子的。樊锦诗很少主动跟儿子们谈自己的工作或荣誉。彭予民小时候只知道母亲在很远的敦煌工作，一家人总是两地分隔，一年也见不上几次。
彭予民16岁那年，在语文课上，老师念了《光明日报》刊发的报告文学《敦煌的女儿》中的一小段，并对同学们说:“彭予民的妈妈很了不起，他的父亲也非常辛苦，大家以后要多照顾他。”他这才第一次真正了解母亲的事迹。
这几年,“改革先锋”、国家荣誉称号、“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”……樊锦诗所获荣誉奖项越来越多，相关报道也纷至沓来。她一再对儿子、儿媳强调，别在孙子面前谈论这些，也不能让他们在学校里谈论奶奶。“干啥呀?除了能助长他的虚荣心和优越感，还有什么用?”
有一次，小孙子放学回家，跟樊锦诗说，有个同学炫耀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博士，“可神气了!”
“他爸妈都是博士，那他是博士吗?”樊锦诗说话干事向来直击要害。小孙子说不是，她接着耐心解释:“那就是了。父母的是父母的，自己的得靠自己努力去争取。”
彭予民和弟弟彭晓民的工作，都是靠自己打拼来的。母亲早就对他们说过，“我自己没啥靠山，也不希望给你们当靠山”。
1999年，彭晓民大专毕业，一时半会没找到工作。按照当时的政策，樊锦诗可以在院里解决一个孩子的就业，她却劝儿子别来，“妈妈是对不起你，小时候就没好好带你，现在我劝你也别来这儿”。
“为什么?”儿子十分不解，“不是规定可以吗?再说我学的是计算机，正好可以帮你们搞数字敦煌。”
“我把你招进来，反而会害了你。”樊锦诗有自己的考虑:如果儿子来院里，即使干得不好，单位有外出学习或提拔的机会，别人看他是领导的儿子，也会把名额让给他。这样对别人不公，还会让儿子自我感觉良好，不肯踏实干事。
“那我要是干好了呢?”“即使干好了，别人也会说闲话。你妈的脾气你知道，是决不会把机会留给你的。”樊锦诗劝儿子到别的地方去，这样不管干得好坏，都是自己的。
儿子没工作，做母亲的当然也着急。樊锦诗就让他去上海边打工边学习，并叮嘱他自立的秘诀--“认真干事，多学本事”。
自己儿子没安排工作，别人再找樊锦诗，想走后门“挤”进研究院，她也拒绝得理直气壮:“我就不让他们去，因为那个岗位不需要，他们怎么说我都不答应。”
教育后辈要认真
“事情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得把它做好”
“任何事，既然做了，就要好好做，不能马马虎虎，当差不多先生。”这是樊锦诗反复跟孩子们强调的做事原则。
樊锦诗这股子认真劲儿，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。她的父亲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，是位工程师。父亲给樊锦诗留下最深的印象，就是做事认真，工作起来非常卖力。樊锦诗说，父亲下班回家后，不是拿着丁字尺、三角板，弯着腰趴在桌子上废寝忘食地工作，就是在看书。父亲对工作的投入，在她心里留下了印记。
1963年，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，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(敦煌研究院前身)。和那个年代所有人一样，她认为，国家需要，我就该去。父亲虽然心疼女儿体弱多病，但知道她心意已决，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在她要动身时叮嘱道:“既然是自己的选择，那就好好干。”这一句话，让樊锦诗记住了，也彻底长大了。后来，她每次回家探亲，从不向家人诉说敦煌有多苦，“自己想想就好了，既然来了，就得好好干”。
“好好干”三个字，说易行难，听上去是态度，做起来是原则。就拿石窟考古报告来说，樊锦诗一做就是20多年。
开始时，樊锦诗怎么也找不着“感觉”，对做的东西很不满意，内心既焦虑又惭愧。有人觉得，随便出一份得了，樊锦诗坚决不肯:“总不能因为难，就稀里糊涂拿一个东西出来糊弄人吧?”在她心里，事情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得把它做好。于是她继续琢磨，黑白照片不行换彩色的，彩色照片会褪色就改录像，录像也不准确，那就用数字技术……试来试去、改来改去，直到2011年，她率领的团队终于做出了沉甸甸的《莫高窟第266-275窟考古报告》。这份报告不仅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认可，更被业界誉为“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”。
她的“认真”在家里也是一样。
儿子彭予民回忆，自己有次请人帮了点忙，母亲就提醒他:“人家帮了你，应该写信感谢一下。”
虽然觉得写信太隆重，他还是按照母亲的建议去做了。“你这个信太空洞，没有真情实感。”樊锦诗看完彭予民写的信后，很不满意，让他重写，并手把手教他如何带着真情实意去感谢别人。收到信后，对方很是意外和感动，直夸彭予民做事很认真。
坚决反对特权
“文物是国家的，又不是咱家的，哪能随便给你们看”
1998年，60岁的樊锦诗接过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重担。俗话说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，这第一把火，樊锦诗便烧向了自己。
上任伊始，她就把院里给院长配的专车改成了“专家车”。她说自己不需要专车，要留给有需要的人，特别是院里的老专家，都有权使用。职工有急事的，也可以用。不仅如此，她本人每次有事用车，都坚持自掏油费，一次不落。
这第二把火，樊锦诗烧向了自己的丈夫老彭--彭金章。
当上院长后，一个现实情况摆在樊锦诗面前:院里中层人员年龄普遍较大，缺少活力。为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樊锦诗决定对中层“开刀”，给年轻人让路。她第一个想到的，就是丈夫老彭。
回到家后，瞅准机会，她就开始做思想工作:“老彭啊，院里有些工作你得配合一下……”
彭金章也很无奈。他为了家庭，放弃了自己一手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，放弃了商周考古，投奔妻子，来到敦煌，改行佛教考古。如今，他又一次需要放弃。但没办法，谁让他是樊锦诗的丈夫，樊锦诗又是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呢?就这样，彭金章从陈列中心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，成为一名普通研究馆员，直到退休。
特权这事儿，樊锦诗向来反感。虽然她是一院之长，丈夫也是莫高窟北区考古工作的负责人，想带人看哪个洞都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但每逢亲朋好友来敦煌，想去莫高窟看看时，她都坚持让他们凭票跟随游客一起游览，而非“想看哪个看哪个”。
有时，俩儿子听说父亲又在北区发现了什么宝贝，就央求想过过眼瘾，却从未如愿。“文物是国家的，又不是咱家的，哪能随便给你们看?”母亲总爱讲道理。父亲则会迂回一下:“我还没整理完呢，等整理完了你们到展览馆看去。”
叮嘱儿子淡泊名利
“人不是为物质、为金钱而活的”
2014年退休时，樊锦诗把公积金账户里存的45万元一次性捐掉了，“反正我也不买房了，要是不用，捂着这个钱干啥?不是废纸吗?要用在该用的地方”。
“该用的地方”，当然不是留给儿孙。樊锦诗说，儿子们现在有房有车，差不多就行了。
这些年来，大大小小的荣誉奖项，樊锦诗没少拿，但每次领完奖，她就把奖杯、奖章和奖金悉数交给院里。“要不是敦煌，人家知道我是谁?”她说。此外，她每年还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万元，捐给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，至今坚持了24年。
2019年8月，樊锦诗荣获第四届“吕志和奖--世界文明奖”正能量奖，奖金2000万港元。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她特意跟儿子们商量:“这个奖金，你妈不拿，你们也不该拿。”
儿子们也都没意见，说这个钱他们不要。父母的钱，他们从不过问，也不觊觎。“他们挣的钱，想怎么花是他们的事儿。他们如果觉得捐出来比留给我们更有意义，我跟弟弟没任何意见。”彭予民说，父母从小就叮嘱他们，不要太看重物质。
在他记忆里，直到初中毕业，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，鞋子是解放鞋，因为结实、耐磨。裤子父母总是特意给他买大号的，先把裤脚卷起来，等长个了，就放下一截，“所以我的裤子穿到最后总是层次分明，上面已经洗得发白，下面是浅蓝，再往下是深蓝”。
有一次，樊锦诗给儿子们买了最新款牛仔服，两人可高兴了，直夸妈妈这件衣服买得好。她就趁机发挥:“这个衣服你们喜欢啊，可以。但有一条，作为学生不能比赛谁的衣服好，要看谁的学习好。”偶尔听到他们在谈论钱的问题，就忍不住打断:“你俩没得可说了么，光说钱?钱怎么了?少说点钱!”
虽然樊锦诗小时候家境优渥，但她从小就不喜打扮，母亲在钱上对她要求也很严格，“我们去看电影，一毛钱一张票，除此之外，一分钱都不多给”。1968年樊锦诗的父亲去世后，家里困难，母亲和两个弟弟都没工作，樊锦诗就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上海家里，慢慢养成了节衣缩食的习惯。
一件物品，只要还能用，樊锦诗就会一直用，不管10年、20年，还是50年。结婚时置办的一件外套，她穿了40多年，里子全磨坏了仍不舍得扔;刚工作时单位发的床板，她坚持一直用，即使丈夫调来敦煌后，也不换成双人的，而是直接在边上拼了一块;酸奶喝完了，她还要倒点凉开水涮涮喝掉，空瓶子留着继续当储物罐用。
名利对樊锦诗来说，只是过眼烟云。“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。”她又一次直击要害，“毕竟人不是为物质、为金钱而活的。来日方‘短’，还是多做点实事吧!”
受父母影响，彭予民和彭晓民对金钱看得也比较淡，做事情先考虑的是如何尽力做好。在生活中，他们也慢慢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。彭予民的妻子刚嫁过来时，看到婆婆家吃饭要求必须光盘，一粒米都不能剩，着实感到惊讶。如今，她不仅早已习惯成自然，而且也这样要求着下一代。
这，也许就是家风的力量。不是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而是身行一例，胜似千言。
转载自：清廉拜城
